因为，世俗化越深入，神圣、超越这些价值之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多元社会控制机制进化视角看，必须充分尊重社会自生自发的冲突化解机制。允许当事人依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

关于剥夺命题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主张社会的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来自于相对剥夺。如果依然是简单诉诸作为技术理性的法律来控制、甚至压制非现实性冲突，非但不一定会解决问题，还可能走向人们预期的反面。革命心理学告诉人们，要小心使用法律惩戒手段，越是对群体过分打压，越可能使群体产生拼命抗争的心理。然而，中国在持续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成大量的社会问题。总起来，有95.3％的人认为各个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冲突，而认为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人已经高达32.5％。

人的心理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左右、甚至决定人的行动。西南 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0031 注释： ①详情参见《四川日报》2007年1月22日。[55]然而在今时今日，回归金属货币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信用货币时代，几乎不可能避免通胀税的存在，那么对于通胀税又当作何安排呢？ 面对此种困境，布坎南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立法选择，即通过外在的宪法准则明确界定货币当局的权限，[56]或者以宪法性质的征税规则取代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

因为这项权利是用以防范利维坦怪兽侵犯人民财产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权利，它可以用来约束和降低货币当局的恣性与妄为。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货币财产权和货币自由的不完满的状态，随着金本位的废除，人们占有和使用货币的权利以及选择的自由都被限制甚至被剥夺。虽然哈耶克不认为只有黄金是能够提供币值稳定的货币，[49]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英美等国在废除金本位制之前保持了200多年的物价稳定这一事实，正是因为金本位制这一外在的刚性规则驯服了货币当局，凭借这种纪律约束，货币当局的欲望与‘手脚也就被完全地束缚了。如果政府违反了它和人民订立的契约，或者是限缩了人民的自然权利空间，人民就获得了解除原始契约的充分、合法的理由。

与之相应的则是货币当局无所顾忌地行使其货币发行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翻云覆雨，甚至变幻出了一场又一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人民则不得不整日忧心忡忡地面对毫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宪法上所有关于财产与自由的信誓旦旦的言辞，也都随之变成无法兑现的美好承诺。只有当人们对其财产的支配可以排斥其他任何外在力量，包括公权力的干涉时，才能使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政治依附关系、精神依附关系也才会随之崩溃。

紧接着国会于1933年3月9日颁布《紧急银行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战时或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其他时期，总统可以……调查、管制或禁止……出口、囤积、熔化金银币或金块银条熔化的行为，或指定其专门用途，[24]从而在事后凭借一部溯及既往且限制了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案为罗斯福的行为补上了合法性一课。因为货币首先便表现为一种最重要的财产形式，或者像迈尔希埃所言，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也难怪哈耶克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任何有关法币的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有犯罪嫌疑。参见［美］伯顿?W.小福尔索姆：《罗斯福新政的谎言》，李存捧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当然，这种观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还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灾难。在那个年代，人口出生率锐减，自杀率攀升，杀人案件和离婚率也上升了，有空前数量的人吃不饱肚子，很多人叫嚷着要去偷窃以补贴家用。还有一点更加重要，也是哈耶克所没有顾及到的，即布坎南所指出的在零通胀条件下征税。另外，由于立法禁止以金银作为计价工具，通货膨胀便由显性变为隐性，涨幅不大的通胀会因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被掩盖或者吸收，而在严重的通胀发生之初，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物价上涨，然后才是纸币贬值。

而所谓的政府、议会立法，也都在维护着这一有违宪法伦理的政治格局。然而这只是相对的，因为公众对于货币超发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的感知总是非常迟钝，如果银行增发货币的幅度不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公众对隐性的通货膨胀将会毫无察觉，也就是说，银行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将社会上的新增财富尽数捕获。

这种局面显然有违法理，并且最终会形成银行的统治。虽然现代政治文明对于财产和自由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国也在2004年将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字眼写进宪法。

[3]参见［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罗斯福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即1933年3月4日便做出一个决定：停止银行业务，结束黄金在国内的流通。很显然，政府的第二种货币责任同古典宪法理论仍然是相呼应的，意在塑造最小政府的同时，给政府设定必不可少的责任和义务。[19]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货币宪法 自由是人类孜孜追求的崇高价值，财产则是自由的保证，[1]财产权对于自由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可以说财产权本身便是一种自由权。进一步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几次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在金本位制被废除以后发生的，[34]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4]确立严格的货币宪法规则，加强货币财产权的立法保障，是防范货币权力滥用、捍卫持币人货币财产权、回归货币自由的根本途径。[38]人民的货币财产权尤其是货币选择权、请求兑换权是给当局货币权力课加的外在约束，然而随着金本位制的废除，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和兑换权，货币当局获得了可以凭借自己意愿任意创造货币并使人们接受的权力。

[18]只有当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时，他才是自由的，而货币财产权的存在使得这种绝对支配权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承认国家发行货币的合法性，使国家发行货币的行为具备了税收的性质，货币发行权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权力，而是成为与征税权无二的公权力，并且同传统征税权一样，该权力应当受到法律机制的控制。

[10] 当然，自由的实现与发展取决于一些先在条件，其中最核心的便是财产权。其二，政府通过人为的手段对金价进行调整，使其可以坐地收钱。

[14]卢梭则说，我们手中的金钱是我们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至于这一举措的真正目的，实则要从制度上排挤金本位制，其后果显然是有关货币财产与选择自由的丧失。国家的第一种责任引出了有限政府理论和不侵犯的主张，人们还设计出宪法来规范政府的权力。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由于现行货币法规范自身发生异化，以及货币权利保护立法的缺位造成的。

[22]参见洪燮林：《政府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首要原因，乃是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的《货币法》(Currency Act)，该法案禁止殖民地自己发行纸币，[20]导致殖民地经济严重衰退，从而引起北美人民的反抗。[37]［美］加尔布雷思：《货币简史》，苏世军、苏京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而法院则在诺曼诉巴尔的摩及俄亥俄铁路公司案、诺茨诉美国案(Nortz v.United States)[28]及派瑞诉美国案(Perry v.United States)[29]等案件中，做出了出奇一致的判决，从而将美国人民置于茫然无措的境地。4月5日，罗斯福命令美国人把收藏的黄金和金币全部兑换成不可再兑换的纸币，并且于1933年4月底之前兑换完毕，否则将遭受1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十年的监禁，或者并罚。

然而国会为了使罗斯福总统的命令获得合法性，便绕过宪法制定了《紧急银行法案》。因此，要想使公民的财产和自由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必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权力对货币财产权的介入，而这种限制则主要来自国家的立法。[58]至于应当制定何种宪法规则以取代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一直是布坎南货币宪法学研究的重点，[59]但他并未给出具体的思路。到了1928年，纸币上写的是：在美国可以向政府要求兑换黄金，或者在任何联邦储备银行兑换良币或合法货币。

保障财产和自由的使命带给国家三种责任：其一，政府应当节俭，面对公民的财产应秉持消极的态度，其本身不能成为侵吞公民财产的利维坦。[46]哈耶克的主张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这种观点的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债的标的是什么。纸币发行量影响甚至决定了其购买力，并且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公众所持纸币的购买力，包括绝对购买力和相对购买力，都在不断下降，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本质则是持币人货币财产的流失。

如果确如他所说的实现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便人民拥有货币选择权，可以自主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某种货币，也就是像哈耶克所说的，政府已经取消了使用这些私人货币的所有障碍，[47]我们仍然无法保证互相竞争的银行之间具有同等的规模和同等的竞争力，也就是说，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金融寡头的出现。【摘要】财产是自由的保障，货币财产权是各种财产权类型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权利。